书名: 历史的温度1-6（套装6册）

定价: 347

作者: 张玮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编辑推荐

《历史的温度6：站在十字路口》

张玮《历史的温度》系列正版均为裸脊锁线装，胶装都是盗版，请认准正版购买。 裸脊锁线装帧（封面和内里不黏在一起，详见产品详情图），翻开能摊平，阅读更流畅，比胶装更牢固，内文双色印刷。 狂儒和翰林，是否也面临彷徨和抉择？高管或高知，何曾能逃离人性诱惑？当皇帝，做帝师，是进是退？抛头颅，洒热血，是战是降？这是曾摆在众多历史人物面前的抉择，也是当下我们时常面临的选择，总有几次，我们会站在十字路口，面临抉择。我们读史，当感受其矛盾、纠结，去解读，去借鉴。 大众历史科普读物《历史的温度》系列第6本，喜闻乐见的故事写法，每一篇文章都是一个有意思的历史故事，落笔客观、有温度。 脱离常规历史的宏大叙事，走向细节，寻找时代的真实故事，讲述我们所不了解的人物和事件。饱含丰富的历史知识，读完可以多一些典故，长一些知识，变成有趣、有见识的人。 复旦大学博导严锋教授、社科院研究院马勇教授、六神磊磊、二混子、张伟、徐达内等推荐阅读。

《历史的温度》

《历史的温度2：细节里的故事、彷徨和信念》

《历史的温度3》

《历史的温度4》

《历史的温度5》

内容简介

《历史的温度6：站在十字路口》

正在发生的事，很快会成为历史。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往往会出现在未来。 蔡元培，在中国近代风云际会的舞台上，为何能一直做到言行合一？辜鸿铭，一代“狂儒”，又有过怎样的挣扎和矛盾？…… 总有几次，我们会站在十字路口，或面对未有之巨变，是向左还是向右，是向前还是向后？这是曾摆在辜鸿铭、蔡元培等人面前的抉择，也是当下我们时常面临的选择。 面对真实世界，你怎么选择你所能相信的？是否还有潜在水面之下没显露的事实？如果你透过一些表象触及内核，你会发现，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依然与个人的选择有关，与人性有关：贪婪、恐惧、孤独、虚荣、自私、迷茫……性格决定命运，人性决定选择。 历史没有如果，不能假设，当他们站在十字路口，做出抉择时，影响的可能就是他们之后的整个人生，甚至历史。而后人读史，当感受其矛盾、纠结，去解读，去借鉴。 张玮尽量用一种第三方、不带感情色彩的口吻还原当时的历史事件。在他的笔下，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生人勿近的。看似由时间、地点和一连串数字组成的历史事件，背后的主角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人性、有故事、有真性情。他让原本枯燥的历史，如在眼前生动再现。

《历史的温度》

《历史的温度2：细节里的故事、彷徨和信念》

《历史的温度3》

《历史的温度4》

《历史的温度5》

目录

《历史的温度6：站在十字路口》

自序

站在十字路口

辜鸿铭：“末代狂儒”的矛盾与孤独

蔡元培：一生请辞，一世楷模

“六君子”之死

曹锟这个人

中国动画功成日，勿忘万籁鸣

稻米飘香，勿忘袁隆平

真实的“一休哥”：癫狂一世，风流一生

他究竟做了什么，会被称为“史上最危险的间谍”？

潜入水面之下

辛卯科场案：一桩让皇帝都头疼的“高考”舞弊案

权力的游戏：一次“性贿赂”引发的政坛大乱斗

斩杀安德海：晚清宫廷的一场暗斗

东芝事件：当年美国是如何强行“敲打”日本的

麦凯恩：幽灵的复仇

利库路特事件：日本战后第一大腐败案的台前幕后

流血的分割线：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怎么分家的？

面对真实世界

中国曾经有一种神奇的货币，叫“金圆券”

荒诞与真实：1938年，火星人“入侵”美国

“人民圣殿教”：从“世外桃源”到集体自杀

地铁里的杀人毒气：邪教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世纪审判：一桩“铁证如山”的凶杀案，为何能翻盘？

作为医生，他为何成了世界第一连环杀手……

罗斯威尔事件：人类到底有没有发现外星人？3

处在剧变前夜

庄士敦：紫禁城里的洋“帝师”

黑船事件：让日本人心情复杂的“蛮夷入侵”

曾经是“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那个不远万里去送死的倒霉皇帝

置身血肉战场

平型关伏击战的背后

宝山保卫战：另一个关于“六佰”的故事

1943，血战常德

1944，血战腾冲

红场1941：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

同在五环之下

萨马兰奇：挽救了奥运会的老人

柏林1936：一届“史无前例”的奥运会

1964，日本豪赌奥运

从射活鸽到霹雳舞：奥运会项目增减背后的博弈

附录读者评论

《历史的温度》

《历史的温度2：细节里的故事、彷徨和信念》

《历史的温度3》

《历史的温度4》

《历史的温度5》

作者简介

《历史的温度6：站在十字路口》

张玮（网名馒头大 /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新闻系新闻学硕士。曾就职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有16年主流媒体从业经验，采访过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百余项世界赛事，并先后担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数字传播中心主任，解放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总经理、主任，解放日报社运营、技术中心总监。 微信公众号“馒头说”创办人，2017年8月起开始出版《历史的温度》系列。先后获得亚马逊中国 “2017年度新锐作家”、第六届“当当影响力人文社科作家”等奖项，作品也获得2019年广东省中小学生“Z喜欢阅读的十大图书”等奖项。

《历史的温度》

《历史的温度2：细节里的故事、彷徨和信念》

《历史的温度3》

《历史的温度4》

《历史的温度5》

文摘

《历史的温度6：站在十字路口》

自序

嘿！第六本了。 每次开始写《历史的温度》下一本自序的时候，我就会意识到：又一年过去了。 而就像是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样，每年，借一本书的序言部分，我似乎就得到了一个和一群素未谋面的人聊天的机会——对，你们知道的，说的就是各位。 我特地翻了下《历史的温度5》的序言，开头就提到了一句：“过去这一年，感觉过得太快了。” 这句话，这次似乎可以直接照搬过来啊。 过去的这一年，很多发生的事情也像轮回的四季一样：有些事似乎有了冰雪消融的迹象，有些事焕发了生如夏花的活力，有些事让人目睹了高楼坍塌的萧瑟，而又有些事，依旧让人感觉到寒风凛冽的刺骨冰冷。 斗转星移，又是一年。面对扑面而来的时代，我们知道自己是避无可避的，但每每站在各自需要抉择的十字路口，又难免生出一些彷徨和无奈。 是的，这次和出版社的编辑商量下来，第六本的主题就是：“站在十字路口”。 当然，这是个很宽泛的主题，因为老读者都知道，《历史的温度》系列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大杂烩”，囊括古今中外，五花八门，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可以随时翻开书读一篇，也可以随时放下书去做你想做的事。 但如果认真梳理一下，还是可以梳理出一些相对清晰的脉络的，比如第四本是“信念”，第五本是“博弈”，而这一本，是“十字路口”。 在我的理解里，面临十字路口抉择的，不仅仅是个人，也包括团队、民族乃至国家，影响抉择的因素也不仅仅是人性，还有环境、对手乃至时代。 所以，这本书划分了六个部分，分别是“站在十字路口”“潜入水面之下”“面对真实世界”“处在剧变前夜”“置身血肉战场”“同在五环之下”。其中的一个个故事，有关于个人的，也关于有群体的，有关于民族的，也有关于国家的，有台面上的，也有台面下的，有文质彬彬的，也有血肉横飞的……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馒头说”的后台，一直不断有读者留言提问，那些提问，其实不少都是关于站在“十字路口”如何抉择的：如何选择专业或职业，如何面对感情或婚姻，如何评价一个热点或观点，如何看待一个国家或未来…… 我一般不会给出明确的回答。一是因为我能力不够，完全没资格回答很多问题。二是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真正能在十字路口做出抉择的还是你自己——其实很多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心里是有答案的，只是他们没有发现，或者只是期望得到我的认同而已。 对了，其实最初编辑和我商量的这一本书的主题，是“历史是个万花筒”。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和“站在十字路口”相比，还是有一些区别： “万花筒”固然也强调了多样性和多姿多彩，但传递的信息是，你是一个“旁观者”，只是在观看而已。而“站在十字路口”，更强调一种感同身受的参与感。 没错，你从书里看到的确实是过去的人的选择、过去的人做出选择后发生的故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其实不是在告诉你过去，而是在向你展现未来——每个人的一生都无法避免地会站在十字路口。 到时候，你又会如何抉择呢？ 我想，这一个个故事，会给你更多的感悟，乃至启发。 最后，借这个一年一度的机会，再一次感谢你们，没有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理解和宽容，我绝不可能坚持到今天。 愿凛冬终将过去，愿我们在各自的十字路口都不会迷茫。 感恩！感谢！ 还是希望能一起前行！

样章

蔡元培：一生请辞，一世楷模（节选） 说起“蔡元培”这个名字，大家很容易联想起北京大学。确实，北大能有如今的辉煌，蔡元培功不可没。但他一生绝不只有“北大校长”这一个头衔。 只不过，那么多的头衔，基本都被他辞去了。

1 1868年1月11日，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蔡光普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孩子。 蔡光普是当地一家钱庄的经理，他的第四个孩子是个男孩，乳名阿培。阿培直到4岁被送入私塾念书后，才按照家中辈分，被定下正式的大名：蔡元培。 蔡元培兄弟姐妹一共七人，因为父亲是钱庄经理，家里还算宽裕。但在蔡元培11岁那年，父亲病逝，生活条件迅速变差。好在父亲在世时为人处世都算厚道，所以有不少亲友愿意接济蔡家，但蔡元培的母亲周氏是一个性格要强的人，她谢绝了大家的资助，硬是凭借存款和不断变卖首饰家当，撑起了这个家。 由于各种缘故，蔡家的七个孩子夭折了四个，只剩下了三个儿子。周氏一人含辛茹苦，坚持让三个儿子好好读书，期待他们能够凭借读书重振门庭。在三个儿子中，周氏管教最严厉的，也最看好的，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4岁开蒙，14岁时已熟读四书五经，在家乡颇有才名。母亲周氏经常陪坐在蔡元培身旁看他做功课，看到儿子困倦后，就会勒令他立刻睡觉，然后督促他第二天早起继续读书，这个习惯影响了蔡元培的一生——熬夜不如早起。 1884年，16岁的蔡元培开始参加科考，母亲总是半夜起身为他烧饭，帮他准备行囊。 蔡元培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17岁考中了秀才，但母亲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蔡元培一直为母亲煎药喂饭，甚至仿效古制，割下左臂一块肉和药给母亲煎服，但一切都是徒劳：1886年的春天，蔡元培的母亲因病逝世。母亲的去世对蔡元培打击极大。他后来回忆：“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多。……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守丧之后，蔡元培再度踏入科举考场，在母亲去世一年后中举，次年进京通过会试成为贡士，1892年参加殿试，列二甲第34名，成为名副其实的“进士”，金榜题名。 在一路科考的过程中，蔡元培以他渊博的学识旁征博引，写得一手“怪八股”，远近闻名，乡试的考官评价他的文章“语无泛设，引证宏博，词意整饬”。殿试之后，蔡元培的才名更是传到了当时的帝师翁同龢耳中，翁同龢专门看了他的文章，大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1894年的春天，蔡元培被授为翰林院编修。那一年，他才26岁，已经站到了中国无数寒窗苦读的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科考之巅。 然而，没过多久，蔡元培就想辞去这份令旁人羡慕的工作。

2 让蔡元培萌发辞职之念的，是这一年爆发的一场战争。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几乎同时开始改革进程的中日两国在各自闷头发展20多年后，终于来了一场正面对决——中国被打得头破血流。 战败消息传来，朝野震动，也深深刺激了蔡元培。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蔡元培一直对前方战事抱乐观态度，但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渐渐放弃了幻想，面对如此耻辱败局，这位年轻的翰林院编修无能为力，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痛哭流涕。 就在《马关条约》签订的这一年冬天，心灰意冷的蔡元培请假一年，回了绍兴老家——这倒还不算请辞，只能算请假。 回到老家，虽为赋闲，但蔡元培并没有闲着，作为一个“饱读圣贤书”的翰林院编修，他开始大量研读日本历史和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此时，蔡元培已近而立之年，他下定决心要将自己之前所学先放到一边，潜心研究所谓“蛮夷”之学说。 一年之后，蔡元培返京。此时的朝廷上下已改革呼声高涨，自“公车上书”之后，“变法维新”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 蔡元培是支持变法的，虽然他对康有为的治学以及一些作为不以为然，也没有像有些人一样以接触“维新派”为荣，但他始终认为只有改革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为此，蔡元培开始学习日语，因为他不满足于中文译本对西方著作的种种有意和无意的“曲解”，认为日本人已经翻译了大量西方著作，而日语相对入门简单。他甚至还“发明”了一种自己觉得很有效的学习语言的方法：直接尝试翻译日文著作，边译边学边融会贯通。 尽管蔡元培没有直接投身维新运动，而是自己在默默积攒底蕴，但他还是被这场运动的短暂和惨烈震惊了。 1898年9月，声势浩大的“戊戌变法”只经历103天就宣告彻底失败，康梁等人被朝廷通缉后出逃，谭嗣同等六人被斩首于菜市口。 蔡元培非常敬佩“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视他为“先驱”，但同时也冷静地反思了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 在蔡元培看来，中国那么大，大众的改革意识尚未被完全唤醒，改革的中坚力量还没有发展壮大，维新派只是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帝，就贸然以一小群人带动一个国家的改革，是注定会遇到强大阻力乃至失败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京城一片肃杀。这一年的10月，蔡元培又一次请假返乡。 这一次返乡，蔡元培带上了家眷和所有行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他是正式辞职，不打算再回来了。 那一年，蔡元培也就30岁。在别人眼中值得羡慕的“仕途”，在蔡元培心里已经一文不值。 他决定，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改变中国。

3 1898年，回到家乡的蔡元培受绍兴知府和乡绅邀请，做了一所学校的校长。 这所学校叫“绍兴中西学堂”，顾名思义，是一家新式学堂，中西学问皆授。蔡元培视此为他新事业的起点：以教育改变中国。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蔡元培并没有放松自己的知识储备，他开始自修英文，并在这期间读了刚出版不久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等一系列经典书，并由衷感叹：“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 然而，绍兴中西学堂虽为新式学堂，却颇有一批旧派老师，提倡新学的蔡元培与他们格格不入，最终得罪了出资办学的旧派乡绅，无法实现自己的办学理想。 怎么办？很简单，辞职。 邵力子。像邵力子、黄炎培这样的中国近代名人都曾在南洋公学的特班学习，在蔡元培的教导下受益匪浅 从事教育的第一步并不算顺利，但蔡元培根本就没有放弃的意思。在离开绍兴中西学堂之后，他又担任过几所学校的校长，最终在1901年来到了上海，担任著名的南洋公学的特班总教习。 在南洋公学，蔡元培依旧一边教书，一边学习。这一次，他要学拉丁文。 蔡元培找的老师是马相伯。马相伯当时劝他说，拉丁文已经是一门“古董语言”了，西方都已经没多少人学了，中国人更没有什么学习的必要。 但蔡元培却坚持：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言的根本，要深入了解西洋的文化，就必须学拉丁文。为此，他每天早上5点步行到马相伯家中学习，害得没有早起习惯的马相伯大喊：“太早了！太早了！” 吴稚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他对蔡元培的影响很大 1902年，南洋公学放暑假，蔡元培选择出国考察——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 他选择考察的国家，是日本。 在日本，蔡元培亲身感受到了留日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变革诉求，更是对当时留学生办的杂志《浙江潮》的主笔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个人叫蒋百里。 此外，他还和吴稚晖结下了友谊。 蔡元培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这件事情的起因依旧是守旧派的老师小题大做惩罚新派学生，结果发展成全校145人集体退学抗议。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蔡元培一直站在学生这边，在斡旋无果后，他选择和学生同进退：再一次辞职。 但蔡元培这次辞职不是甩手不干了。为了避免退学的学生失学，蔡元培东奔西走筹款创办“爱国学社”。在筹款期间他的长子患重病，但他还是毅然决定去南京借钱办校，结果在码头准备出发时，得到了长子离世的消息。蔡元培含泪委托朋友办理儿子的后事，自己决然踏上了筹款之旅。 最终，在短短几天之内，蔡元培成功筹得数万元资金，成立了“爱国学社”，后来吸引了150多名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 但这段时间，对蔡元培影响最大的，不是办学，而依旧是“充电”。 1907年6月，蔡元培终于获得了他心心念念的留学德国的资格。在德国，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从头学习德语，并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在莱比锡大学的6个学期里，他一口气选修了40门课程，囊括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绘画艺术等等，只要时间不冲突，蔡元培什么课都听。他尤其对当时在莱比锡大学任教的“实验心理学之父”冯特非常崇拜，连续3个学期选修了冯特的课。 与此同时，蔡元培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蔡元培同时也参加大学的中国文史研究所开设的练习班，还经常去市内的民族学博物馆讲解来自中国、日本等的东方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学习期间，蔡元培不仅用自己那套独特的语言学习方法“直接翻译法”翻译了不少德文著作，还写成了一部《中国伦理学史》，这部著作成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 在蔡元培留德的那几年里，国内的局势可谓风起云涌。身为“同盟会”元老的蔡元培在国内就是革命派的中坚分子，不仅写下大量反清和倡导革命的文章，甚至还参与过数起暗杀和爆破行动（他赴德国留学也有躲避追捕的原因）。虽身在海外，蔡元培依旧与海内外的反清革命志士保持通畅联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在德国的蔡元培兴奋不已，随后就致信当时也在海外的孙中山赶紧筹款订购大炮，巩固革命成果。 但不久之后，局势突变，袁世凯和他的北洋军异军突起，蔡元培对此深感忧虑。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蔡元培明确指出袁世凯出山的目的：“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借此以自帝。” 不久之后，蔡元培接到了陈其美的电报，催促他赶紧回国。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改朝换代的风云时刻，蔡元培自己也知道，到回国尽力的时候了。 蔡元培这一年43岁，年富力强。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当年那个年轻的翰林院编修只是初步了解了西方文化和知识，那么如今的他，通过多年的学习和浸染，已经真正做到了融会中西，眼界、素养、思想和知识储备，早已非当年可比。 他将以一个全新的形象，登上中国近代史的舞台。

4 1911年12月，蔡元培抵达上海。 很快，他就要接受一项他这一生行政级别最高的任命。 1912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合影，前排左一为蔡元培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即组阁。在考虑了章太炎、汪精卫、严修等多人后，孙中山最终选定了蔡元培——任命他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教育总长，乃堂堂一国教育界最高长官，不过，受命的蔡元培很快就感受到了“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 上任之后，蔡元培问孙中山：“教育部应该在哪里办公？” 孙中山回答：“办公室要你们自己去找。” 蔡元培只得自己走街串巷物色“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办公房间，最终还是老朋友马相伯借给他一条巷子里的几间空屋子。 办公场所有限，预算经费有限，蔡元培定下了“为事择人，不设冗员”的规矩，整个教育部连勤务在内一共只有30人出头，不足其他行政部门人数的三分之一。 虽然人数不多，但蔡元培发挥了他善于识人和善于用人的特长，聘到教育部办公的，都是当时的一流人才：许寿裳、王云五（缔造商务印书馆辉煌的总经理）、钟观光（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等等。 其中也包括鲁迅。 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写道：“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在五四时期涌现出的文化新人中，蔡元培对鲁迅评价最高，他在《鲁迅全集》的序言中曾称鲁迅：“何等的天才，又是何等的学力！” 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学堂”一律改称“学校”，教科书须合于民国的共和宗旨，禁用清学部规定的教科书，废止旧时的奖励出身制度，学校注重兵式体操。 这些规定，在清朝的教育体系里闻所未闻，震撼极大。蔡元培趁热打铁，在2月通过报纸发布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改革了清朝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这五项宗旨，提出新的五大方针，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首次提出了“超出政治”的教育理念。 然而，作为同盟会元老和革命中坚力量，蔡元培在上任教育总长之位后才一个多月，就迎来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担任专使，率团北上迎袁世凯南下就任总统。 彼时，北方的袁世凯早已是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人，谁都知道，他不可能离开自己的老巢北京，去人生地不熟的南京就任大总统。所以很多人都劝蔡元培不要接受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蔡元培并非不知道劝袁南下是天方夜谭，但他也知道，南京临时政府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动作，也总要有人来牵头做这个动作——大家都退，那么他就不退了。 不出所料，率团北上的蔡元培虽然竭尽全力，但手里没有筹码的他根本没法劝动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几轮谈判之后，袁世凯用足手段，最终让蔡元培无功而返。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南北开始出现明显裂痕。很快，同盟会成员集体辞出内阁，蔡元培虽然很想在教育上大展拳脚，但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毅然做出了自己之前有过的举动：辞职。 至于辞职的理由，其他同盟会成员请辞时都推脱“身体欠安”或“能力不济”，唯独蔡元培把话甩在台面上：我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牵制，与我想象的不一样。 袁世凯曾当面挽留蔡元培，两人留下过一段经典对话。 袁世凯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 蔡元培回答：“我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辞去教育总长之位后，蔡元培又一次去了欧洲，先往德国，后去了法国。在法国期间，蔡元培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成立了以他为中方组长的“华法教育会”。这个教育团体主要开展华工教育和组织、推动国内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在诸多受“华法教育会”资助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子中，有两个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人：一个叫周恩来，一个叫邓小平。 1916年6月6日，恐悔交集的袁世凯一命呜呼，整个中国的命运又将发生一次转变。 7月，继蔡元培之后出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公开表态，要“切实实行（民国）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 那个教育方针是谁发表的？是蔡元培发表的。 很快，范源濂又在各界的呼吁中给蔡元培发了一份电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师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 简而言之，就是诚挚邀请蔡元培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 从一国之教育部长，变为一所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是否愿意？ 他的答案是肯定的。 相对于在利益盘根错节的政府，在一所相对简单的高等学府里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可能是蔡元培更想要的。 1916年10月，蔡元培启程回国。 同年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这一年，蔡元培48岁。他将迎来自己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馒头说 《蔡元培传》的作者唐振常先生曾综合归纳蔡元培的自我评价和别人对他的评价，给了蔡元培先生十六个字的评语：律己不苟，责人以宽。无所不容，有所不为。 我个人以为，这是很贴切的。 这篇关于蔡元培的文章，一不留神，我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但还是觉得有很多内容没有写。在收集、阅读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我确实觉得蔡先生的一生极其不易，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四个字： 知行合一。 这一点，是我个人觉得蔡元培先生最可贵的一点，也是最难得的一点。 蔡元培在14岁前，是严格按照科举之路来读书的，老师甚至不允许他读《三国演义》和《战国策》，生怕他一不留神引用其中的句子，引起科考老师的反感。 可以说，蔡元培是完全按照“旧学”的路子被打造出来的，而且是这条“生产线”中的佼佼者——一路高中进士。像他这样的人，很多都在中国近代史风云际会的十字路口陷入迷茫、彷徨乃至最终顽固守旧。 然而，在国家受辱、民族危亡之际，蔡元培这个“旧学”的楷模，却能够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安身立命所学，毅然决然地拥抱新事物，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而且真的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认真学习，甚至不顾年龄的羁绊，学日语，学英语，学拉丁语，学德语，只求为了更好更透彻地了解掌握先进的知识和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 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先生不仅学，而且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如果说“民国教育部”这个舞台虽大但空的话，那么北京大学这一块校园沃土，让蔡元培真正有了施展自己平生所学的空间，而他也没有辜负这个历史机遇。蔡元培在北大的十年，堪称北大精彩辉煌的十年。一代顶级学府，在他的手里浮出水面，打磨成形，影响至今。 诚然，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蔡先生在参与革命政治运动的过程中走过一些弯路，但他自己也不讳言这段历史，后来也并没有一路去撞南墙。即便从现在回望，他也一直遵从自己的内心，从来没有言行不一。 我曾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推动着像蔡元培这样的一批批先辈前仆后继，发奋图强？ 想来还是“信念”二字——那种“中国一定会变强”以及“中国一定会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在我们的努力下慢慢变强”的信念。 所谓“信念”，是因为你相信，就会付诸实践，不断为之努力，哪怕当时看不到什么希望，但它会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最终把当初的那份相信变为现实。 毛泽东曾评价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先生担得起这样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