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实践给出版业及其从业人员带来了智能化转型的机会和挑战。本研究基于工作适应理论框架，对一线图书编辑开展深度访谈发现，图书编辑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演进趋势，存在职业技术、职业能力、职业认知三重调适路径。在三重路径的交织融合中，图书编辑正逐步重构智能出版时代职业适应的全新认知。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图书编辑    技术认知    职业能力    职业调适

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应用是国家战略性规划的要点。《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要“大力推动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1] 2024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四部门联合印发《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指明我国人工智能发展需坚持创新引领、应用牵引、产业协同、开放合作，为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2]在内容生产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革新了知识发现、生产和传播的机制，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出版业的应用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一些出版企业已经接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尝试用于内容生产、选题策划、编辑加工、美术设计等出版流程；一些出版企业与技术公司合作，尝试开发自有大模型，拓展业务边界……出版从业人员与技术的耦合日益深入，大量工作任务逐步呈现出人机协同的新分工模式，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日常工作情境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学界和业界的研究多聚焦于宏观产业层面的技术应用与开发、产业效益的提升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对出版业基层工作人员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考察相对不足，对从业人员的底层经验和价值感知研究尚较缺乏。本研究聚焦职业调适问题，深入图书编辑的职业现场，探索生成式智能技术趋势下图书编辑的职业调适机制，以期为智能出版环境中出版人才的职业发展和职业体系建设提供借鉴。

一、人工智能驱动下图书编辑的职业变迁

1.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的共生

人工智能利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如学习、推理、思考、规划等，主要包括计算机实现智能的原理、制造类似于人脑智能的计算机，使计算机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应用。[3]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社会劳动主体、劳动内涵、劳动分工、劳动生产率、劳动的社会功能将发生重大转向[4]。从劳动就业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有望重构劳动力市场格局，冲击已有岗位结构和人员配置，[5]再造社会劳动分工形态[6]。迄今为止，人工智能真正取代人类劳动的证据有限，人工智能技术只与部分企业内部的职业变化有关，对职业变迁的影响效果有限。[7]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在整体上能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体现技术进步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8]

总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将会给社会、科技、生活带来难以想象的改变，对未来职业的影响尚需进一步关注。[9]在此基础上，从人类劳动的视角介入职业化的生产流程，从职业现场挖掘、考察人工智能的本质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10]能够深入理解新技术进入职业现场后劳动者的技术认知和技术应用实践，结合不同职业的特点，最大程度激发社会化的价值创造。

2.出版行业与编辑职业的重塑

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编辑的专业劳动，通过选题策划、编纂修订、印刷复制等生产优质图书内容，为人类提供高效、可靠的传播媒介，扩大文明传播的范围，提升传播效率，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11]。

目前，选取编辑群体开展的职业研究数量相对较少。部分研究选取编辑作为观察对象，围绕编辑在职场中的经验归纳编辑本位的职业研究。部分研究根据编辑的从业经验和职业体验，提出针对性的职业要求。[12]此外，作为出版业的核心劳动者，部分研究也从编辑的从业实际出发，关注当下编辑职业的生存情况，探讨职业认同、职业倦怠、职业压力等职场常见问题，了解编辑群体的需求，提升编辑群体的职业满意度，建立适配的劳动保障机制等。还有部分学者细化编辑工作内容的研究，关注编辑的工作流程变迁和工作内容演化，重新定义了编辑工作性质。一些研究关注到随着技术引导促生的数字出版、融合出版等新兴业态不断发展，图书编辑日常职业劳动与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出版者既可以通过数智技术丰富出版内容的呈现形式和传播形式，也可以通过技术重新认识出版业，再次审视自身定位。[13]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技术介入编辑工作的考察主要是概念、案例层面的经验研究，尚未从实证层面探讨编辑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互动实践。

3.产业升级与职业调适的探索

工作适应理论指的是，在职业工作的情境中劳动者总是在寻求并保持与环境的匹配适应关系。[14]职业工作与个体的契合匹配需要建立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即劳动个体、职业工作环境能够彼此满足，稳定持续发展。其中，为维持工作环境与个体需求的一致性，个体付出的努力被称为工作调适行为。其行为包括个人和工作两个方面：个人方面包括个人的需求和个人所具备的工作能力，工作方面包括工作提供的各种待遇和对员工的技能要求。[15]在人和工作环境的互动磨合中，个体在职业工作情境中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工作能力、心理状态等多方面要素共同构筑了普遍职业个体的工作适应问题的分析框架。

人工智能时代，在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劳动工具驱动下，图书编辑的职业工作内容、职业环境和职业要求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呼唤学界关注在新技术条件下出版机构的调整升级和图书编辑的职业调适。尽管当前对图书编辑的研究已关注到不同媒介技术应用后对编辑工作内容、工作流程的影响，但大多止步于案例分析形式的经验研究，缺乏实证研究的系统考察，缺乏对新技术环境下职业发展和变化的跟踪调查。基于此，有必要系统研究当前编辑应用人工智能的职业情境，以探究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影响编辑的职业体验和工作流程，挖掘编辑的潜在技术需求和技术愿景，研究图书编辑如何认知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进行自我职业调适，进而探讨如何重塑编辑职业的数字化未来。

二、深度访谈图书编辑的职业现场

图书编辑是图书出版业的“灵魂”，其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图书出版业的水平和规模，决定着图书出版工作的开展方向和发展前景，决定着图书出版工作的可持续发展。[16]本研究选取图书编辑这一类具有典型意义的出版从业人员作为研究对象，以典型人群反映从业人员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行业的认知和使用情况。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用以挖掘图书编辑与技术互动的潜在动机、信念、态度和情感。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合理性，本研究采取立意抽样，选取的图书编辑需符合以下标准：（1）现阶段在出版业工作的图书编辑（具体指的是参与围绕图书开展的选题策划、编辑校对、排版设计、营销发行等工作的从业编辑）；（2）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有一定了解，使用过人工智能工具完成日常工作。

从2023年12月至2024年10月，研究者通过网络募集、熟人介绍相结合的方式获取研究对象。受访图书编辑样本涵盖四川、湖北、上海、北京、天津、海南、浙江、山东、湖南九地，覆盖学术出版、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少儿出版、科技出版、艺术出版等多个出版领域，能够较好呈现图书编辑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与使用情况。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从业经历，对技术的态度和应用，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情况和对编辑职业的认知体验。研究者通过面谈、微信电话、腾讯会议的方式对受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平均受访约50分钟，总计获取23.5261万字访谈记录。在完成23份访谈后，图书编辑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与使用的典型性内容不再涌现，达到了“理论饱和状态”。根据访谈对象的基础信息，对每一份访谈材料进行编号，依照“访谈日期、访谈对象的身份（B——图书编辑）、访谈时长”形成体系完善的编号系统。举例：编号“20231209-B1-55min”意为2023年12月9日访谈的图书编辑，访谈时长为55分钟。之后，将访谈文本材料进行处理，剔除无关内容，形成完整调研材料。运用Nvivo12编码访谈文本，提取与研究问题相关的内容信息，依照主题归纳的方式对访谈材料进行分类。结合工作适应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将质性材料归纳为图书编辑的认知调适、图书编辑技能重构以及图书编辑的使用调适3个方面，包括技术认知、技术期望、技术使用经历、行业技术应用的认知、图书编辑职业能力5个子类别。

三、图书编辑职业调适的三重路径

作为社会互动的基本形式之一，调适是具有明显差异甚至冲突的双方通过互相沟通和影响，达到协调和相互适应的过程，核心是人和人、人和群体、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均衡性互动。[17]随着媒介融合环境变化，新闻出版从业人员的生产主体、生产工具与生产对象形态变化，触发了新媒介技术引导下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环境调适。[18]本研究意在关注图书编辑个体为适应出版行业环境而进行的调整，主要包括职业环境适应、职业能力调适、职业认知调适3个方面。

1.技术驯化：图书编辑的环境适应

在传媒技术形态不断变化的今天，媒介性技术一旦经过消费市场的选择和购买被引入日常生活的空间，不仅成为空间中的存在物，更有可能成为受众自主参与、设置、放置构成的场所有机组成部分。[19]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和行业落地正在逐步渗透改变传统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进而重塑图书编辑职业环境。面对职业环境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革，多数图书编辑选择与技术共舞，主动尝试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日常工作环境的使用，将技术与出版工作结合，积极驯化技术，为我所用。在受访的23位图书编辑中，有22位认为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工作是需要学习和锻炼的新兴工作生态，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开始尝试与机器的协同工作模式。他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生成内容和生成方向加以引导，赋予人工智能人类的价值观念和行动准则[20]，将其逐步训练为能够提升工作效率的工作助手，同时也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反向驯化，[21]建立起分阶段、交互式的工作流和技术应用意识。

为达成高效可靠的工作协同效果，图书编辑需要持续性地引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思路和生成效果，反复调教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图逐步契合图书生产和传播的价值导向和质量要求。多数图书编辑表示，在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协同工作时，机器并不能够一步到位，而是需要图书编辑投入时间和精力，逐步将机器引到工作需求的正途上。B1曾经尝试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处理病句，认为在输入病句的基本逻辑和修改方向后，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望达到图书编辑审校的基本标准：“最开始我通过聊天的形式，问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了解我们中文的语法，然后给它举了个例子，故意给一个病句，让它修改成我们规范的汉语表达形式。最开始它可能不是那么完善，但是你告诉它这个病句的关键问题在哪里，你再给它输一个同类的病句，它下一次就可以给你输出得比较好了。”在一次次的磨合中，图书编辑带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熟悉基本的修改规则，多次尝试后形成适用于个人编辑加工的模式机制，达成提高工作效率的最终目标。

在人机协同的工作环境中，图书编辑更需要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机器特点，不断拆解、明晰各工作环节和流程的目标与要求，提升自身引导语的写作能力，建立自身对机器产出内容的价值判断能力。B21认为，在向生成式人工智能表述自己任务需求的时候，“需要将整体性的任务进行分解，拆解问题的结构，还要有比较规范的格式顺序输给他，这样人工智能才能更好地理解你的问题”。在B21看来，某种程度上说，人机协同的工作模式还是一个“技术活”，需要图书编辑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和内容逻辑，因为“人工智能本质是一种语言模型，是通过机器的、数字的逻辑结构人类的语言表达。在人使用人工智能时，需要把这个过程反过来，让人工智能明白你想要什么”。为方便人工智能快速理解工作要求，编辑也会尝试搜集一些提示词、指令语句或运用相关提示词生成器，结合编辑工作的具体内容进行整理，精进自己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和水平。作为文科专业背景的图书编辑，B12“不是很了解机器语言”，因而尝试运用提示词生成器来优化自己的任务指令，“运用它能够把我们的语言梳理成更适合机器理解的长串、有组织的提示指令”。这种撰写提示语句的方式和逻辑对编辑提出了拓展性的工作要求，既需要编辑能够理解机器语言的思考逻辑，又需要编辑能够明白自身工作的要求。

在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共同协作的新工作环境中，图书编辑和大语言模型既是智能出版趋势下职业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彼此磨合、双向驯化的能动主体。从了解技术、使用技术的初步探索，到驯化技术、调整技术的能动创造，图书编辑对智能技术环境的自我调适即个体融入新工作流的过程。

2.能力重构：图书编辑的技能拓展

结合我国图书出版行业竞争激烈、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行业现状，有学者搭建了图书编辑职业胜任力模型，认为图书编辑的胜任力可从专业素质、职业精神和人格特质3个方面来考察。[22]从编辑职业的岗位要求和从业内容来看，图书编辑职业需要从业者适应现代出版产业发展需要、具备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技能与扎实的语言文字和文化科学基础，以及编辑数字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用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策划、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加工各式精神产品，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23]同时，在岗图书编辑还需具备国家新闻出版署认可的从业资质证书。[24]这些要求与出版业的现实需求密不可分，反映了图书出版业的行业现状和价值取向。随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媒介生产技术不断更新升级，面临变幻莫测的行业环境，图书编辑所需的职业能力也在逐步重构提升。在访谈中，23位图书编辑提及职业能力频次较高的主要有以文字敏感度为中心的案头功夫，以人为中心的市场分析能力、创新能力、沟通能力等，以适应出版产业新生态为目标的项目管理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等，形成了图书编辑职业能力基本能力、拓展能力和适应能力3个层次。

一方面，传统的图书编校技能、文字敏感度仍然是图书编辑需要重视的案头基本功。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较之过去的黑马、方正智能审校系统已经具备较强语言理解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但审校质量仍与出版业质检标准相去甚远，不能满足图书质量检查的差错率核算。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内容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会导致审校质量不稳定，进而增加图书编辑在审校过程投入的时间。B18认为，图书编辑的审校工作并非单纯修正错误，还要帮助作者完成内容优化。在利用人工智能协助审校时，有时候输出内容会存在“前后不连贯或者不到位，或者会生成一些奇怪的句子的情况”，目前还未能实现成熟的智能审校协同。在这一背景下，图书编辑依然需要秉持对文字的敏锐度，甄别生成式人工智能修改的不当之处，做好文字语句的把关。

另一方面，以人为中心的责任心、市场分析能力、反思能力、创新能力、沟通能力受到更多关注和讨论。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提供部分创意方案策划和文案素材，但大多数创意仍然只能作为图书编辑创意文化工作的辅料素材。越来越多的图书编辑回归图书出版工作文化创意的价值，开始探索与机器差异化的个人竞争力，重拾对创造性个人能力的培养。谈及自己图书编辑的这份职业，B8认为图书编辑并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很多创意、细节性的内容机器仍然做不到”。除了创新能力，图书编辑还需要有严谨的职业道德，保有对政治方向、价值取向的敏锐度，具有从事图书生产的责任心和把握图书市场和读者需求的能力。在人工智能引领的工具化智能数据复制时代中，新兴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了重复快速的机械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图书产品的审美性与艺术性进一步丧失，图书内容创造进一步被机器生产“祛魅”，其“灵韵”被技术消磨。[25]只有图书编辑进一步凸显以“人”为核心的价值趋向和能力结构，通过细密的思想活动体现图书编辑工作的人文素养，才能创造智能时代图书产品的“灵韵”。

此外，以技术学习能力、项目管控能力等新兴职业能力要求涌现，图书编辑这一职业的岗位要求逐步转向统筹多方面的综合型人才。仅仅做文字编辑的传统人才已经不能满足融合出版新环境的人才需求，智能出版环境需要掌握前沿编辑出版技术、能够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生产符合数字化时代用户阅读习惯的优秀产品的新型人才。[26]在访谈中，多数图书编辑认为使用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完成工作是需要不断学习和摸索的。

在技术参与的出版工作中，图书编辑既需要巩固传统图书编辑需要的人文精神、案头功夫，又需要结合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锻炼自身学习能力，管理控制日常工作进度。

3.认知矫正：图书编辑的角色拓展

纵观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历史，图书编辑的产生与编辑活动的出现密不可分。编辑活动不是一个孤立的活动，图书生命历程的诸多环节都与之相关，包括图书起源、著述编撰、整理校雠、抄写印刷、征书刊刻、补阙辑佚、出版发行、流通利用、典藏保护，以及编辑思想、旨趣、方法、体例、贡献等。[27]当代图书编辑职业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思想性，既有科学文化素质等个人知识积累的要求，[28]又有组织协调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等处事应变能力的要求。[29]在市场化、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图书编辑在出版流程中扮演的角色不断变化，由单一的“文化人”转向“产品经理”。[30]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图书出版流程后，图书编辑的自我职业角色定位正向适应人机协同的趋势演化。

根据访谈内容，23名受访者持有的角色认知大致可以分为3类（见表2），形成了项目经理人、创意决策人、技术驯化师3个不同方向的角色定位，共同构筑了人工智能时代图书编辑多元化的职业边界认知。

首先，根据图书生产多线程、多流程的工作特点，图书编辑逐步将自身定位为分配任务、协调实施的项目经理人。在人机交互的生产实践中，图书编辑像是知人善任的项目管理者，将工作量大、工作流程多的工作内容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优势进行分解，更好优化项目的流程管理，提升个人工作效率。在人机互动的工作日常中，B6逐步熟悉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特点和优势，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吸纳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电子同事”，在不同工作线程中分配任务交给它解决，将自己的工作形态形容为“一个人和一个AI就是一个团队”。

其次，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出速度快、思维逻辑较强，图书编辑常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书名、文案等创意性内容产出，自己则成为创意内容的决策者和评审者。基于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创意品味，图书编辑能够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产出的创意文本中发掘具有价值的创意方向，在众多人工智能生成的创意中筛选出最具创意性、延展性的方案，结合实际工作需要，细化完善形成完整的出版营销方案。B17认为，尽管人工智能生成的图书推荐语言“比较一般，有机械感，少了一些灵活性”，但在生成速度方面优于人类，编辑可以在多条推荐语言中选择部分内容，优化后使用，大大提高了效率。

再次，由于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多为通用性人工智能，尚无针对出版行业的成熟模型，图书编辑也在人机交互模式中摸索，逐步提升技术的可用性，成为新技术的驯化人。在实际图书编校流程中，B1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不同语句的修改反馈，不断把现有任务分解、细化，明确实际的工作需求，逐步掌握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方法，发现“它（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实可以完成得很好”。在反复、回环的技术驯化实践中，图书编辑主动地向机器投入精力和时间，卷入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优化升级的技术蓝图，成为非专业的驯“术”师。

在人与机器互动的深度融合中，图书编辑的职业角色定位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定位，工作内容的数字化、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不再限于文字加工的案头工作者，而是转向智能出版图景下不可忽视的关键把关者，更多参与到整体图书产品质量管控、效率监督以及创意批判的工作中。

四、结语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法，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趋势下图书编辑的职业调适行为。研究发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下，图书编辑的职业调适表现为：针对新技术环境的技术驯化、针对新技能要求的能力重构和针对新职业角色的认知矫正。本研究从出版业从业个体的视角切入，关注人与技术互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意价值性，试图摆脱人与技术“优劣论”“取代论”的二元论，在聚焦技术对职业的取代作用、肯定技术的进步性之外，探究图书编辑作为职业主体的自我技术实践和自我应对调适，进行一些辩证的思考。

在《编辑人的世界》一书中，理查德·柯蒂斯（Richard Curtis）预言式地指出，电子化的文字加工、排版设计软件作为新技术将会取代图书出版过程中的大量体力和脑力劳动。[31]面对这些变化，图书编辑必须变得更全能，才能适应五花八门的工作内容和职责划定。类似的，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图书编辑职业的工作环境、能力要求和岗位定位亦有变化。无论是技术驯化、能力重构还是认知矫正，其目的都是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同行，充分提升图书编辑的工作满意度，促进图书编辑职业的未来发展。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图书编辑在变幻莫测的技术图景中持续调整、逐步适应。

回归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升级换代的本意是能够解决人类现实的需求和问题，而非直接取代人类的劳动岗位。出版业人与机器关系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技术、如何处理机器才能真正解放人的创造力，进而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出版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和职业尊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业的不断普及，我们应秉持辩证理性的态度，既关注新技术对出版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更关注以图书编辑为代表的出版业从业人员在技术革新中的声音，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完善出版行业组织内部的技术应用规范，在人与技术的博弈中体现人文关怀。

未来，随着更多媒介技术的发展，出版从业人员与技术如何协同、如何价值共创仍有更大的讨论空间，将研究视角流转于不同技术的更新迭代，更能回答“当下技术发展图景下，出版人如何经历人机协作完成生产”这一问题。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出版社融合出版超高清视频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   四川大学出版学院）

参考文献：略